杏彩体育官网第一代农民工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

　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，大多生于1970年代之前，伴随着改革开放，在80年代到90年代进入城市打工，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经济激荡发展、社会高速变迁的三十年。

　　根据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仇凤仙的调研结果，中国像这样的初代农民工群体有8632万人左右，他们为了生计外出务工，深度参与了城市建设，大多以建筑工人为主。

　　漫长的打工生涯里，因为无法连续、稳定地工作，农民工们在城乡之间来回摇摆，“农忙时回村，农闲时外出打工，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”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他们赚的钱都填进了老家的房子、子女的教育和婚事，有15.2%的农民工从没有存下过钱，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农民工占比高达55.2%。

　　“候鸟生活”让他们失去了许多陪伴亲人的时光，当他们因为厌倦、年老、伤病、创业、子女需要等各种原因返乡时，两代人之间已经难以互相理解。

　　这背后固然有个人的选择，也有更多复杂的社会、心理等因素。留不下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农村，他们焦虑、无奈，在生活的狭窄轨道上乏味地生活着。

　　苏雨和父亲待了不到两个小时，便觉窒息。从父亲下车，吃完饭，父女俩拢共逛了两家防水材料店。第一家走进去，看店的老板娘正坐在马扎上，左手拿着艾盒，灸右手已变形的大拇指，看到他们，打了一声招呼。父亲只看老妇未起身，急冲冲就要离开。

　　苏雨明白父亲是觉得受了怠慢，她不理解父亲莫名其妙的自尊心，继续询问老妇，大有成交之势。父亲粗暴地“鞥（eng）”了一声，转身走出了门店。

　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父亲喜欢用“鞥”表达不满。这个字被他发出了第四声，嘴唇不动，从嗓子眼里爆破而出，砸向那个惹他的人。

　　苏雨对老妇抱歉地笑了笑，走出了店。父亲的抱怨扑面而来，“买东西的上门，连身都不起，你还问那么多……”

　　苏雨不想争论，毕竟父亲坐了5个小时的大巴，来到距自己300公里外的县城，只为给她修补渗水的房顶。

　　第二家店，看店的是个中年男人。父亲自恃专业——他进城打工干了27年防水活儿。店主两次打断父亲，追问听不明白的表述，父亲的脸涨得通红，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一般，说话更是气势汹汹。苏雨站在一旁尴尬不已。

　　苏雨记得父亲前些年不是这样。在农村待的时间愈久，像土地般沉默的父亲愈渴盼得到重视，无处安放的精神生活，化成了性格上的执拗和格格不入。

　　而后，父亲执意让店主派人到苏雨家看看，苏雨不同意，得上到房顶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而且店主承诺买回家的材料消耗不完包退，上房顶实在没必要。但是父亲执意如此，因为店主说免费上房顶查看情况，还可以帮他们参谋下如何施工。

　　父亲俨然一副走南闯北见尽世面精明无比的样子，他狡黠地看着苏雨，像是在说，“这是免费的”。苏雨只得点头。

　　看过房顶，刚才在店里180元一桶的防水材料，变成了280元一桶。苏雨极力争辩，店主淡淡地说，“你记错了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价格。”

　　苏雨知道，父亲来之前，家里的一应杂活都安排妥当，正是农人冬闲的时候，有大把的无聊时间折腾，这家不行看那家，她得上班，哪有空带着父亲东游西逛。明知加价，苏雨还是要了那家的防水材料，只盼父亲干完活，能早日回乡。

　　苏雨的父亲1962年出生，1979年外出务工，他跟随同乡去的沈阳。这是个随意的选择，因为某个村民的远房亲戚在那工作，有熟人，能让第一次外出的莽汉们踏实。

　　当时，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的沈阳发展渐缓，但父亲的学识和眼光决定他不会考虑那么多，年轻的父亲只想着玩和耍。父亲和他的同乡们碰巧干上了防水活，干的人一多，父亲的家乡反倒成了外界眼中的“防水工人之乡”。

　　等到2006年，苏雨大学毕业了，作为中国初代农民工的父亲决定不再外出务工，返乡创业。父亲这样决定，是因为苏雨不用他供养，苏雨的弟弟也在部队当志愿兵，父亲正是没有负担的时候。

　　2007年始，豫东农村翻盖新房的热潮刚拉开帷幕，父亲成立了一个建筑队，承接十里八乡的建房订单。

　　那时真是好日子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忙碌充实，心中无比自豪。他在乡下建起一幢幢此起彼伏的高楼，跟城市楼房别无二致，还积累了给儿子在40公里外县城买房买车的资本，

　　到2015年，父亲所在乡镇新房翻盖完成率已达85%，父亲的生意日薄西山。绝大多数村民建好了新房，建筑队的生意难以为继。

　　随后，父亲另辟蹊径，承包了部分外出务工村民的土地，一共50亩，每亩支付土地所有者400元，其他一切收成归自己。虽然每亩地刨去种地成本，只剩辛苦的人工费，但土地多，累积一起，也是一项不错的收入。

　　父亲仍不满足。他嫌粮食价格便宜，要拿出几亩地种植辣椒，但辣椒更费人工，从种苗到采摘分批成熟的辣椒，都需要雇佣人力，算下来还不如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划算。在土地上几次尝试提高收入，父亲都失败了。

　　前一阵子父亲告诉苏雨，他打算种完麦子，到无锡投奔一个当包工头的亲戚。准备得热火朝天，结果亲戚回复临近年终没啥活，婉拒了他。

　　苏雨清楚，父亲这般岁数的农民工，脑子反应相对迟钝，体力减退，干活跟不上趟，多年积攒下或大或小的倔脾气，出去打工没人要了。这是父亲在当年返乡后，第一次计划外出，父亲直言冬闲无事，想再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被亲戚拒绝后，父亲又嚷嚷着要独自到南方打零工，说了几次，没见动静。苏雨知道父亲只是挂在嘴上，他也不敢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里去了。

　　父亲常常一个人待在家看电视。他不会开苏雨家的网络电视，教了多次也未学会，苏雨只得叮嘱他不用关电视，一直开着就行。电视看烦了，父亲就坐在院子里抽烟，狠狠地，用尽生命般，一根接一根不停歇地抽着，以致苏雨家院里都是令人厌恶的烟草味，刚刚消散，那边父亲的烟瘾又犯了。全家人都无可奈何。

　　终于在一次晚饭后，父亲说他第二天回乡。这次他要开个磨面坊，他要挣钱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父亲以前挣钱都是为了家用，苏雨从未听过他谈论梦想。可能是年龄越大，他越渴盼此生没有遗憾吧。父亲说现在承包土地的费用涨到每亩800元，利薄如纸，没法干了。

　　苏雨理解父亲的伤感。不包地，父母亲的收入将会少得可怜。但土里刨食收入的锐减，也让父亲感觉老年生活没了安全感，重回建筑工地打工又只能停留在空想里。

　　苏雨劝父亲找个他这个年龄能干的、稳定点的工作，被父亲拒绝。门卫、保安的活，得托熟人找关系，这类工作在父亲的豫东县城，月薪不超过2000元，父亲看不上，在苏雨所在的城市能高些，但父亲舍不得自家的土地收入，路上来回奔波，终是不现实。

　　父女二人话不投机，苏雨的丈夫站出来缓和气氛，追问父亲的梦想，父亲说他要买一辆汽车。丈夫好奇：“你不会开车，买车干啥？”父亲说，他想考驾照，但母亲不同意，没考成。要不是当年母亲横在他的养殖路上，他养牛早就发家致富了。

　　父亲经常抱怨母亲短视、粗鄙、不可理喻，这套说辞像极了史书上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红颜祸水的史官。苏雨是这个家里学历最高的人，但她能和父亲眼里粗俗不堪的母亲相处，跟父亲多待一刻就胸闷得难受。

　　几天后，苏雨送父亲搭车，她急着上班，就把父亲放在一处公交站牌处等候。父亲执拗地要到“老地方”（下车时的位置）等候，换个地方他怕错过大巴车。苏雨心知他是胆怯，没有理会，径直离去。20分钟后，苏雨跟父亲打电话。父亲平静地说，坐上车了。

　　他整理好纸壳，正忙着过秤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让他吃顿好的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王保罗这才想起今天的特殊，随口答应着。

　　王保罗的午饭通常是一个人，他图省事，只下碗挂面。一天到晚，他待在这个200平米的院子里忙碌，没穿过干净衣裳，干了4年，手指头上的污渍层层叠码，洗不干净。他生活的乐趣，是跟来卖废品的人开几句玩笑。碰见不爱说话的，或者不会说普通话的，他只能噤声。时间长了，也习惯了。

　　这个收购站是王保罗的儿子开的。平常，儿子开着一辆破旧的机动三轮车随街吆喝，收二手家电、家具等物品，要到晚上才回来。

　　晚饭时，父子俩默默相对，只有呼噜噜喝玉米糁的声音，王保罗也找不到让儿子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谈论。偶尔儿子会问他，玉米糁还剩多少，提前让家里寄些过来。吃完后，儿子收拾碗筷，王保罗上楼看电视，他看一会电视就睡觉，第二天起来做早饭，父子吃完各忙各的，天天如此。昆明的白天很长，再长他的生活还是这般过。

　　空暇时，王保罗坐在废品站大门口，望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点燃香烟，往事如风，见缝就钻，从他脑子的缝隙里出来，萦绕着他回到过去。

　　1980年，17岁的王保罗跟着同乡到齐齐哈尔当建筑工人，这个职业门槛低，上手就能干。他干了几年，自觉齐齐哈尔太冷，一年到头干活的时间短暂，挣钱太少。于是跟着另一个同乡辗转到了天津。5年后，他包上了工程，成了手底下有20余名工人的小包工头。

　　那几年，他锦帽貂裘风光无限，成为附近几个村子买下第一台彩电、第一台冰箱的人。平常村人生病住院才能吃上的罐头，他成箱往家搬。直至，他在天津包养了一个城市女人，女人用两年时间把他榨干吃净。随后，他似乎像耗尽了所有的财运，再也包不上工程，也不想当别人的小工。王保罗怀揣着对城市的深深失望回到家乡，再也没有进城务工。

　　那一年是1997年，他坐在回乡的大巴车上，念叨着香港都回归了，他还在外头晃悠个球。他那时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进城务工，哪知道现在成了儿子的工人。

　　好在，王保罗当年流连女人怀抱的时候，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依旧舍得花钱，没耽误孩子的教育。只不过，妻子看着日渐干瘪的存折，俭省得叫人心疼。

　　回乡后，王保罗踏踏实实种菜，种菜最是辛苦，一年到头没有闲着的时候。他窝在大棚里，揉着发酸的腰，侍弄娇嫩的苗。妻子到集市上卖菜，顶霜冒雪，沐风栉雨，生意好了还成，生意不。